1947年的7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戡乱”总动员令。次年，又颁布了一系列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法令措施。1948年8月19日，北平特种刑事法庭发出“传讯”、“拘留提审”学生名单，要向爱国学生下毒手了。与此同时，在南京、天津、成都、重庆、上海等地，相继大规模逮捕爱国学生。
当时，我在清华大学社会系学习，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我既是进步组织“剧艺社”的活跃分子，又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大会的副主席。在“8．19”第一批黑名单上，就有了我。当天中午，地下党支部的周广渊同志通知我，立即离开清华校园，先进城到亲戚家躲避一下，组织上会与我联系。最后，他特别叮嘱说：“现在军警已经包围了清华园，你必须迅速离开。万一被捕，就学习卓娅！”我回到宿舍取了两件衣服，正准备离校，已经晚了。军警包围了一切可能通行的路口，校内也已出现了“便衣”。于是，灵机一动，我朝着教授住宅区走去。心想，军警便衣也许还不至于上那里去，而且那个地区有树林，围墙还有缺口，也许能从那里溜出去。可是，出乎我所料，已经有军警在那里巡逻了。怎么办？我在教授住宅附近徘徊。
走到费孝通教授家门口，进不进去？我犹豫了。费孝通是我社会系的老师，也是我所熟悉和尊敬的一位老师，我怎么能连累他的一家呢？何况，他当时已经是以进步教授闻名，容易引起注意，进去了也不能久留。可是，情况十分紧迫，我已经无法走出校门了。我只好冒失地踏进了费先生（当时学生称老师一般都叫“先生”）的家门，我相信他是会帮助我的。果然，费先生一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快到里面去！我们正在为你担心呢。你先上阁楼去躲一躲，我们再想办法。”费师母像母亲一样照顾我、安慰我，为我做好吃的。但是，她又为我担惊受怕，通宵不能入眠，甚至含着眼泪守门，生怕有人闯进来把我抓走。费先生则深更半夜跑到燕京大学去设法找关系，想弄辆可以自由出入校门的汽车把我送进城去。但是，没有成功。第二天，“便衣”已经上门来了，总算被费教授巧妙地对付过去了。不过，这说明这里已经不能久留，我必须迅速转移。但是，上哪里去呢？
费孝通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由他去找哲学系的著名教授冯友兰商量，让我到冯家暂时躲避一下。因为，他认为，以冯友兰教授当时的特殊地位和崇高声望，国民党政府可能不会去搜查。同时，冯先生曾执教于西南联大，当不会见学生处于危难之际而不予援助。可是，我心里却有点犯嘀咕。我虽在西南联大上过冯先生的哲学大课，但他根本不会认识我。何况，在这样的时刻，他怎么能收留一个被“通缉”的学生呢？20日深夜，费先生却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冯先生让我马上去他家。于是，怀着无限感激两位恩师的心情和等待组织上来营救我的坚定信心，我来到冯先生家。当晚，就住在一个比较隐蔽的阁楼里，受到他们全家的关怀。第二天，冯师母专门炖了鸡汤，让小妹冯宗璞给我送上阁楼。面对着这些饱含深情的饭菜，我激动万分，难以下咽。这时候，我思绪万千，相信同志们一定在焦急地寻找我、营救我，我又什么时候才能和他们取得联系呢？每一分钟，都是那么难熬。
这一天深夜12点左右，校领导派人来请我去他家，说要帮助我脱险。当时，我虽然不相信，但又不能不去。一进门，他好像很关心似地对我说：“我们听说你还没有离开学校，也很着急。军警包围很严，再拖延一天，他们就要进校内搜查。你的传票是‘独立案件’。”说完，他拿出传票指给我看，上面写的是：“祸国殃民”独立案件。我当时心里就有点明白了。我问道：“你们打算怎么办？”他的回答是：“我们明天一早陪你一起去特刑庭，并立即保你出来。”还说：“我们知道，你年轻活泼，热情好动，不是共产党，是被人利用。我们一定保你出来。”这时候，我就更清楚了，也明确地表明我的态度：“我不能出庭，也绝不会跟你们一块去。因为，我根本没有‘祸国殃民’。我就在冯先生家待着，您们看着办吧。”
回到冯先生家，我告诉他们我不能在这里再待下去了。我决定趁黑夜赶快离开这里，再设法逃出去。这时，冯师母含泪给我找出一块白布，包上几个馒头、咸菜和几件衣服，还给了我20万“金圆券”。她一再叮嘱：“路上要小心，遇上坏人，就把‘金圆券’给他，保住自己！”我被这真挚的母爱深深打动，含着热泪，提着白布包，匆匆溜出冯家后门，向黑压压的一片树林走去。
突然，一个人影迎面而来，我已来不及躲开，只好吃惊地站在原地观望。只听见，轻轻的一声：“快过来，裴毓荪！”仔细一看，原来是社会系的吴泽霖教授，是我所熟悉的老师。他急忙拉着我的手，边走边细声说：“听说你上了黑名单，又没有离开学校，我们都急坏了，已经找了你两三天了。刚听说你在冯先生家，我就趁夜晚来接你去我家，明早我将借用使馆的车送你去城里朋友家。”
吴先生住的四合院，是我常去请教老师的地方，这时候来到这里倍觉亲切。他马上让我睡在他女儿的房间，他自己则睡在外屋，以便应付意外情况。我虽然躺在床上，却怎么睡得着呢。
22日凌晨两点，突然出现轻轻的敲门声。吴先生马上惊醒，我也穿好衣服下床，准备应付意外。敲门声，虽然急促，但敲敲停停，停停敲敲，不像是军警的猛烈的敲打声。我心中一亮，这很可能是组织上来营救我的。我连忙跑出房，对吴先生说：“您别起来，我去开门，可能是来找我的。万一出什么事，我会知道怎么做的，您放心。”可是，吴先生拉着我的手不放，含着眼泪说：“不能出去，太危险。外面军警包围，一枪打着怎么办！”急促的敲门声依然不停，我感到不能再拖延一分一秒。经过我再三恳求，吴先生才松开手，但还叮嘱说：“若从门缝看是陌生人，就马上回来！”我急忙朝大门走去，虽然天色昏暗，从门缝看去，还是认出来了。“啊！是彭珮云！”我惊喜万分，连忙打开大门。她拉着我说：“好不容易找到你，快走，不要耽搁了！”我还是回房里与吴先生告别，然后立即和她一起小跑步来到住在校园里的剧艺社负责人王松声家里。
几天后，组织上派人送我去了天津，住在一座豪华别墅里，等待机会去解放区。事后，我才知道，从那里不知多少人去了解放区。没多久，经与我联系的傅冬菊同志的安排，我化装成为银行老板家的保姆，带上铜耳环，梳着发结，穿一件花布大襟上衣，黑裤、粉袜、黑布鞋，手上挎的白布包里装的是点心和红糖，完全是一副回娘家的模样。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我终于通过闸口封锁线，到了泊镇。随后，我去了解放区平山党校直属班学习。
47年过去了。但是，“8．19”大逮捕期间的三天三夜惊险历程，依然时时在我脑海中回荡。党组织和同志们奋不顾身的营救之情，令人尊敬的老师冒险搭救的一片爱心和坚持正义的崇高精神，一直是鼓舞我继续前进、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终身的强大力量。
（《世纪清华》，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